科技创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
以创新要素的全球化为例，从创新资金的流动来看，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针对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（以研发支出规模为标准）的调查显示，2015年，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研发支出高达6800亿美元，其中94%的企业在母国之外开展研发活动。从创新人才的流动来看，联合国发布的《2015全球移民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15年底，全球跨国移民总数达2.44亿人，约占全世界人口的3.3%，其中包含大量经济和技术类移民。从移民的流向来看，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，基本上都是“人才净流入国”，国际移民占其各自人口总数的比例均超过10%，都在400万人以上。其中美国每年接纳移民总数超过100万，加拿大超过20万，澳大利亚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超过10万。美国考夫曼基金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则显示，从2006年到2012年的7年间，1/4的美国科技型企业是由移民创立，在被抽样调查的硅谷335家工程类科技型企业中，43.9%的企业是由移民创建。再以创新产出和影响的全球化为例，从科技论文的产出来看，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《科学与工程指标》统计，2013年，地球科学、数学、生物科学、物理学等多个领域有超过20%的科研论文是国际合作的产物。而在天文学领域，这一比例更高达52.7%。而从专利产出来看，参与国际专利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，跨国知识流动日趋频繁。据统计，在1981—1985年期间，共有92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拥有授权专利，其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加入任何跨国专利合作。而从1991—1995年这段时期开始，几乎所有的专利授权国家均参与了国际专利合作，并且平均专利合作伙伴数增长了近2倍。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合作次数则增长了6倍多，远快于授权专利数的增长。从国际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角度来看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：目前由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80%。另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统计，与研究、开发、测试相关的技术服务出口，85%为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（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）。
除此之外，创新主体的日益多元化、创新（治理）规则的日趋全球化，也成为创新全球化的鲜明特征。根据OECD主要科技指标统计，2015年OECD国家研发总投入达到1.14万亿美元，而中国的研发投入高达0.38万亿美元，仅次于美国0.46万亿美元的研发投入，高于欧盟0.34万亿美元和日本0.16万亿美元的研发投入。与此同时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则显示：2012年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，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，全球前5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中，4个是发展中国家。创新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，最明显的标志是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兴起，根据咨询公司Strategy &（其前身为Booz & Company）的统计，截至2013年底，全球2500家最大上市公司中，除传统的“金砖四国”企业外，仍有270余家来自墨西哥、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的企业上榜，比例首次超过1/10。与此相应，上榜的西欧和北美企业占比则由2004年的七成下降至2013年底的五成左右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，正在逐步从创新全球化的“**地带”，变为重要的参与者和活动者，而这又必将对创新全球化格局和各国自身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。
与创新要素、创新活动、创新主体的全球化相对应，全球性规则与议事制度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。以专利制度为例，2000年以来，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专利制度的国际化进程。2001年对“专利合作协议”制度进行改革、相互利用和承认审查结果的协调；2004年对专利法条约（PLT）与实质性专利法（SPLT）进行协调，统一各国专利制度各项内容。在SPLT协调完成之后，专利制度国际化重点将集中在一体化授权的制度协调，最终可能会出现全球专利制度。2006年11月美、欧专利局长会议在东京召开，正式开始研究在专利领域引入相互承认制度。在国际贸易、特别是技术贸易领域，WTO相关规则、特别是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》（TRIPs）对知识的全球流动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。主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如ISO、IEC、ITU在极力扩大自己的版图，新兴技术与标准联盟如W3C（万维网联盟）、3GPP（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）、WiMax论坛等影响不断提升，标准对创新方向与产业竞争的作用日趋重要，在下一代互联网、电动汽车、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。与此同时，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、重大传染病防治、反恐与安全、金融危机等方面，专门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、世界卫生组织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，在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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